弗郎克-泽林著、强朝晖译《中国：重建“中央帝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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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注：这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东西，关系的错综复杂不可能很客观的评价中国，但起码是一个新的视角。如果在内部看，不是既得利益者，绝对是对自己国家失望有加的！但作为一个冷眼看着中国掘起的外国人，一个曾经的世界强国的人，看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增加，那种震撼也是可以想像的！

"在这万年之中，曾经诞生了数千个独立的文明和更多的夭折消失的文明萌芽，但是放眼世界，这个世界上只有唯一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绵延不绝的文明，这就是 养育我们千百代无数中国人的精神长河——中华文明"----另外一篇被屏蔽转载文章中的一句
中国有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有着最大数量的被榨取剩余价值的量。只要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系统，正常在运作，中国国力的增加值是可期的！如果出问题肯定就是系统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人能在中国这个堡垒的外面攻破它！作为在人类文明历史上80%时间的领跑者，作为一个唯一保持繁荣发展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骄傲，但应该正视它的存在。拿来主义，我觉得在中国当前有着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中国人，应该学习，为这个国家分忧，这是所有中国人最起码也是最需要做的事！无论是统治的，还是被统治的，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

弗郎克.泽林著、强朝晖译《中国：重建“中央帝国”》／世界正在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生扭转，人们被纠缠其中并感到茫然无措。而中国是这场划时代变革的中心。中国的崛起来由何在？对世界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重建“中央帝国”》（弗郎克?泽林著、强朝晖译）以独特的角度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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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国家的工人和被大规模失业逼入绝境的工会组织，感觉自己正在为某种莫名的力量所摆布，而控制这种力量的，是一些被金钱的贪欲侵蚀了头脑的人。——前基民盟社会部长海纳．盖斯勒，2004年

中国赶上来了
划时代的变革具有一种令人不快的特性：在它来临之初，人们通常并不情愿立刻接受它。我们德国人更是如此。在有可能带来深刻影响的变化面前，我们宁愿闭上眼睛。我们总是希望，根本性的变革最好来得迟一些，缓一些。当然，这种想法并非全无道理。既然是涉及未来几代人命运的问题，我们何必要仓促行事呢？然而中国的崛起证明，即使变化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但是如果不能对其予以足够重视，并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很可能会吃大亏。这些变化仿佛在遥远天际轰鸣的隐约雷声，那些正在郊外野餐的人们尚不及享用完盘中的鸡腿，冰雹已瞬间从天而降。
世界正在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生扭转，而中国是这场划时代变革的中心。中国的崛起来由何在？对世界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重建“中央帝国”》以独特的角度作出了回答。（明镜出版社提供）

对於死气沈沈的世界经济来说，中国是一个福音。近30年以来，这个大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2004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增量的比例居世界之首。中国努力凭藉自己的力量应对种种国内问题，并避免使其他国家受到连累。中国领导者冷静沈着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危机[1]以及来自世界经济的各种新挑战。亚洲因为中国而变得更加稳定。

2004年春，当中国出现因盲目投资导致的经济过热问题时，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有效措施。中国政府并不试图遮掩过失，而是坦诚自信地指出自身问题，以此为世界媒体的批评性报导定下基调。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西方人想像中，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十几亿人口，腐败猖獗，体制独裁，奉行资本主义法则，如此等等。它仿佛一个火药桶，只需一点火星便会爆炸。另外，在我们看来，发展和压制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中国并没有崩溃，恰恰相反，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中国正在一天天强大起来。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能感受到中国给地球带来的震动。中国正在悄然而坚定地打破世界的静止状态，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能量。13亿中国人都在同一时间奋力向上，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这是他们不能做，也无法做到的。中国人虽然是被西方强行拖入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但是他们很快便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运转机制，并巧妙地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拿出勇气来！”——就在不久前，德国人还在以这样的口吻训诫中国人。如今，已经没有哪个中国人愿意听到这种话。当你遇到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并经常往返於两地的德国人时，他很可能会说，实际上真正需要勇气的是德国人自己。

中国——这个距离德国万里之遥、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央帝国”，对年轻一代德国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很可能比德国国内争论不休的诸多问题的影响更为深远。德国未来的命运和走向，更多决定於遥远的中国。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和中国人握过一次手，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说出某位当代中国名人的名字，更不用说中国的流行歌星或是作家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一些德国人终於知道了中国最着名运动员的名字，虽然他们并不能把名字正确拼写出来。但是中国对德国来说，却已近在咫尺。中国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利用全球化编织起一张严密的网路，将我们笼罩在其中，使我们难以摆脱对它的依赖。中国正在为世界制订标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工业大国也不得不遵守这些标准。奥地利作家约翰内斯?马里奥?希默尔（Johannes Mario Simmel）在一本小说的开篇写道：“亲爱的吉蒂，我们德国人虽然可以创造经济奇迹，可是却不会做沙拉，其实不必一切都尽善尽美。”[2]现如今，我们制作土豆沙拉的水平是不是比我们的经济状况要略好一些呢？

“德国制造”在德国已经成为稀有品。[3]我们每天购买的商品，从垃圾桶、衬衣、雷射唱机、笔记本电脑到集装箱船，全部是从中国进口。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服装鞋类生产国，同时也是山地自行车、微波炉、手机的最大产地。甚至在高科技产品如携带型电脑制造等领域，中国也已名列世界前茅。中国钢铁产量居世界首位，2008年上半年，中国钢产量是美国的4倍以及印度和德国的10倍。2004年，中国的汽车产量甚至超过了德国，仅次於日本和美国。[4]如果有谁在 2004年初宣称，中国将会收购IBM电脑和英国罗孚轿车（MG ROVER）的话，肯定会被称为天方夜谭。中国2004年对外贸易额突破一万亿美元，将富裕的邻国日本甩在了身后，[5]紧随美国、德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位。此外，2004年中国国民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五强。[6] 2008年，中国经济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03年至2006年短短三年中，中国对外贸易额便增长了一倍。除商品交流外，人员交流也日益频繁。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监事会主席约尔根．韦伯（Jürgen Weber）预测，到2010年，汉莎飞往北京和上海的航班将增至每日4班，客流量将超过北京至纽约的客运人数。[7]如今，汉莎飞往中国的航班已增加到每日两班。

“中国毫无疑问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德国化学工业巨头巴斯夫公司（BASF）董事长贺斌杰（Jürgen Hambrecht）十分肯定地说。[8]他的观点有事实为据。巴斯夫公司投资30亿欧元，在南京建立了石油化工一体化基地“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公司 ”，这是巴斯夫公司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2007年，巴斯夫公司在华营业额达到了44亿欧元。[9]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以及世界增速最快的市场。因此，中国近年来吸引外资的数额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仅2007年，外来投资额便超过900亿美元，占世界投资总量10%。[10]通过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海外扩张计划，中国对外投资急剧增长，很快便将把亚洲发达国家甩在身后。虽然中国原材料进口增长迅猛，但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仍高达2600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近50％。此外，与传统工业国相比，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可以继续保持几十年。从西方角度看，这存在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和工程师虽然深受剥削，但他们却颇感满足。无论工作条件如何艰苦，他们都默默承受，其原因在於，他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超过了中国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11]

这一切给德国带来了深刻影响。德国劳动力价格不得不参照中国的工资水平重新衡定，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令人吃惊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全球化经济中，人与人的劳动都变成了商品，供应量一旦增加，价格便会下降。德国人的自我认知以及德国经济都已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出路只有两条，而两条出路都一样糟糕：第一条出路是缩减工资；这种办法虽然可以提高德国产品的竞争力，但却会损害德国就业者的利益，而德国人购买力的降低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第二条出路是，德国企业效仿法国、日本或者美国等竞争对手，将一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但这样做又会导致本国就业岗位和国家税收的减少。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der）一直期待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能够给两国带来“双赢”的结果，[12]从目前来看，情况暂时还算令人满意，因为我们仍然可以向中国出口产品。但是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其速度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而中国先於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欧洲，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国家正是德国。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德国目前是在中国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据美国管理谘询公司科尔尼公司（A.T. Kearney）预测，在2015年之前，仅德国化工领域，面临失业危险的人数就将达到15万至20万。13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2003年，德国机械制造业裁员2万4千人，14其中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机器制造已经转移到中国。由於中国的原因，德国制造业的规模正在缩小。美国波士顿谘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估计，至2015年，德国产业工人数量将减少140万。

为恢复德国经济的竞争力，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推行深层改革，而其财政能力的大小，则取决於中国上升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速度及其影响。德国目前仍在勉强维持的社会福利水平几年之后将使我们不堪重负。德国稀有金属技术公司贺利氏集团（Heraeus）——一家年营业额70亿欧元的中小企业联合体——监事会主席兼董事贺利氏（Jürgen Heraeus）认为，“对中国觉醒的速度，德国人仍然毫无觉察。”他的这番话绝不只是为了威吓德国工会。自二战结束以来，类似贺利氏集团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经济的中坚，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对世界变化的反应远比其他人更加敏感。在他们看来，德国面临的并不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一场全球性变革的开端。联邦德国前总理库尔特-乔治．基辛格（Kurt-Georg Kiesinger，1967-1969在位）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在联邦议院发出警告：“我要说的只有一句：中国，中国，中国。”他在讲这番话时一定不会想到，在他的众多讲话中，这句话是人们今天能够记起的唯一一句。现在看来，他的警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尽管目前德国各类报刊的经济版早已充斥了对中国的赞誉之辞，然而中国的发展不过刚刚起步，其巨大的潜能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17]

中国是这场划时代变革的中心，全球化则是推进变革的发动机。在全球化驱使下，世界正在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生扭转。几个世纪以来，人口迁徙、贸易、战争、通讯手段和人员往来将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今，全球化已经结成错综复杂的网路，人们被纠缠其中并感到茫然无措。18在全球化压力下，德国、中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必须更加紧密地相互合作。另外，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超出了政治和社会全球化的速度。这主要出於三个无法逃避的因素的作用：首先，资本总是流向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利润下降时，资本亦随之消失；其次，所有企业以及国家和地区都在为瓜分世界市场份额进行争夺，以便将来能够赚取更多利润，并在世界上赢得优势地位。再次，随着现代化传媒的出现以及交通的便捷，企业逐渐摆脱了地域和国界的束缚。

很显然，中国已经为应对上述挑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30年前，当经济改革刚刚起步时，庞大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人在绝境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培养出对趋势变化极为敏感的嗅觉。他们主动接受了如下现实：尽管全球化是人的产物，但却并非由某个人所发明，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它进行总体规划，它是种种目的和企图纠葛在一起所导致的偶然性结果。中国人还看到，无论是全球化反对者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还是所谓“资本”，都无法改变全球化的走向。[19]即使是雄霸世界的美国，最多也只能对全球化略施影响，而不能随意操纵和控制它。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惨痛经验告诉中国人，逆世界潮流而动不过只是螳臂挡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试图依靠自力更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在其执政后期，他渐渐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背离全球化规律，与外部世界相抗衡，最终必将步入歧途。1972年，晚年的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带领中国走出了闭关自守的状态。

如今，中国人创造的经济繁荣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像，并令整个西方为之瞩目。[20国际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将中国称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21在舆论界有关中国问题的争论中，像索罗斯这样对中国的成功充满乐观的人，越来越占据了上风。他们认为：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廉价制造业基地。中国几乎每个月都会创造出新的世界经济纪录。与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样拥有十亿人口的印度相比，中国占有明显优势。20世纪80年代，两国的发展水平还旗鼓相当。但是自1986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三倍，而印度的增长不到两倍。22中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两倍，23印度3.9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而中国人口虽然超过印度，但贫困人口却只有4千万。中国受教育人口总数大约是印度的4倍，印度新生儿死亡率是中国的两倍。24中国手机用户是“IT大国”印度的两倍以上，2004年，差距甚至达到10倍，此后印度在这一领域迅速赶了上来。

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发展速度同样史无前例，甚至超过了上世纪20年代美国上升为世界第一强国时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令人吃惊的是，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志，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达到万分危急的地步。《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证实了这一点。中国财富分配不公的程度只比美国略微严重。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应从人道主义出发，为中国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感到担忧，只是这一问题对中国稳定所构成的威胁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严重。

中国经济30年来保持着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在2008北京奥运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继美国与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德国《经济周刊》 2003年出版的第一期双语中国特刊中，总编史蒂芬．巴龙（Stefan Baron）写道：“中国的重新崛起是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27《法兰克福汇报》文章说：“中国经济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前景。”28就连惯以发表批评性报导的《明镜周刊》近来对中国也表现出敬畏。2004年秋季的一期《明镜周刊》发表以《世界强国的诞生》为题的封面文章，封面上画着一从破裂的地球蛋壳中爬出的幼小而凶猛的龙。29《世界报》则问道：“难道德国真的要向中国请教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运转吗”30就连一向头脑冷静的德国经济界人士，例如西门子公司前总裁冯必乐（Heinrich von Pierer），在小围会谈中也发出惊人之语：中国的经济腾飞仿佛一场“新蒙古风暴”。31历史上，蒙古帝国的远征曾使许多欧洲王室的命运濒於绝境。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曲线，上述观点将会更加明晰。1991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世界水平基本持平。进入90年代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到1999年，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2001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来说可谓是额外的动力。由於全球消费需求的下降，西方以及亚洲发达国家的企业被迫将生产转移到成本低廉的中国，或到中国采购，从而降低产品价格。外国企业的大量涌入不仅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其政治影响力也同样获得提升。

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大陆一边。台湾的IT产品将近80%是在中国大陆生产，一旦两岸发生冲突，中国无需向台湾派兵，而只需没收台湾在大陆的生产设备即可不战而胜。北京政府事实上已将台湾的经济控制在自己手中。322005年春，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法》，允许政府在台湾宣布独立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实际上，这一法案更多是出於国内政治的考虑。如果说中国内政中有哪个问题可以获得绝对一致意见的话，这就是台湾问题。在西藏问题上，连达赖喇嘛本人现在也要求他的信徒，“不要再与中国直接对抗。”尽管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前，西方媒体热炒西藏问题，但是对抗并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或缓解。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大多数藏人的立场是一致的。对此，西方人往往视而不见。我们不愿承认，中国的变化从来都是来自於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压力。有关抵制奥运会的威胁以及一些西方媒体的操纵和煽动性报导，在奥运结束后几乎被人遗忘。奥运会如期举行，一切圆满顺利，运动员和记者都为之倾倒。中国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能够获得金牌，并且有能力顶住西方以道德为藉口施加的压力。世界大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正视这一变化。美国总统布希2001年初上任时还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在他第一届任期临近结束时，腔调已经缓和下来，将中国称为“外交夥伴”。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离开中国已无法得到解决。

怀疑论者反驳道，中国的进步被过分夸大了。他们认为，就像互联网繁荣一样，中国经济在增长高峰过后，将会全面崩溃。这种可能性尽管无法排除，然而这个比喻本身并不贴切。与大多数互联网企业所不同的是，中国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这就是：以市场份额换取技术转让。西方企业家无论何时何地与中国企业家进行谈判，核心总是围绕这一问题。由於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增长潜力，中国人可以利用外国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并从中渔利。

同互联网企业的另一区别是，中国经济不是负债经营，无须像前者那样向股民作出承诺，尽快实现盈利以偿还债务。中国这一“股份公司”目前已经是一家赚钱的企业，其外汇储备高达1.8万亿美元，外债数额极少。而且，这一数字还未将香港的1600亿美元外汇储备计算在内。

怀疑论者可能会再次提出异议，他们会说，比中国富裕得多的日本，也曾令全世界满怀期待，但这些期待却最终落空。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迅猛，美国经济相比之下也显得黯然失色。但是到了1989年，日本经济却骤然窒息，国家陷入停滞。然而拿日本与中国相比，这一比较亦不恰当。日本当年一直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其他国家抗衡，日本市场的大门长期对外国投资者关闭。在几乎所有领域，日本都在独立研发和制造产品，并达到了惊人的效率和质量。直到有一天，这种体制最终超出了本国资源所能承受的限度。35中国却与此不同。中国遵循的战略令人联想到某些亚洲体育专案的竞技技巧：“借力打力”——借外资企业之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其手段是：想方设法获取对方的技术。除此之外，中国经济繁荣的持续时间必将超过日本，因为中国疆域辽阔，达到国内市场饱和至少需要五倍於日本的时间。这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持续一百年。

中国政府不仅有良好的起点，而且还拥有足够的智慧，以避免操之过急。从美国、日本、南美、和亚洲邻国的无数次危机中，中国吸取了如何规避全球化危险的诸多教训。出於自身历史原因，中国人对外部有着一种强烈的警惕意识。两千年前，中国汉朝皇帝为抵抗蒙古人的入侵修建了长城，与此相仿，中国政府於80年代建立了防止国际资金流入的现代防护墙。人民币不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其汇率挂钩於一个货币篮子，其构成则严格保密。因此，不论是华尔街投机商，还是西方国家的债权人，都无法将中国拖入困境，就像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与泰国出现的情况。36中国的外债数额很小，且大多数为长期债务。虽然加入了世贸组织，但中国的股票市场、银行业和房地产业仍然受到保护，以避免外资突然进入或撤出而导致震。除此之外，中国严格限制政府以及私人在海外购买债券。1997至 1998年，中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政府进一步加紧了这方面限制。当时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一些金融机构背着中央政府擅自向德国银行贷款数十亿美元，一时间无力偿还。时任总理朱基顶住国际压力，采取果断措施，大部分西方银行最后只收回了10%投资。中国没有被迫贬值货币，在一场严重的国际性危机结束后，中国成为亚洲的重要稳定保证。自此之后，中国在金融问题上更加严格杜绝“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上述政策又一次验证了它的好处。尽管全球化之狼早已对中国这个猎物虎视眈眈，但中国始终处在其扑杀所能及的围之外。在2008年秋天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这一点尤其明显。中国各大银行几乎没有受到冲击。2005至2007年增幅高达500%的股票市场，与上年相比“仅仅”下降了80%。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几乎只是通过出口。

作为中国外汇收入主要来源的出口浪潮，已非朝夕之间可以阻挡。企图针对中国设立贸易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经济早已对中国产品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中65%都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

中国经济的另一优势是，较大数额的款项仍难移出境外。根据中国的外汇流通管理规定，在中国赚到的钱也要留在中国，不像俄罗斯那样，资本纷纷流向开普敦、圣莫里茨或者是蒙特卡洛，对俄国经济来说，这些资金彻底流失了。尽管由於中国经济的种种漏洞或是腐败问题，使得大量资金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但是这些钱毕竟还是花在国内，中国经济也因此得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中国可以做到只向世界有限度地开放市场。因为作为未来的市场，中国具有某种垄断性。虽然德国及其他国际企业的投资方向有多种可能，可以选择到其他国家，如欧洲邻国或美国投资。然而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形势日趋明朗化：中国作为未来市场，在发展潜力、稳定性、基础设施、价格水平和生产能力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稳定。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前董事长毕睿德（Bernd Pieschetsrieder）说过，“当然在很多国家都可以投资，但是到中国去是必须的。”从中期看，任何一个“门槛国家”都无法超越中国，俄罗斯虽然得到西方的大力扶持，但也无法与其邻居中国相比。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於俄罗斯的一半，然而不到十年之后，情况刚好反了过来，而且两国之间的差距还在逐年扩大。

印度也被中国甩在了身后。印度外汇储备仅有中国的六分之一，因而没有能力尝试大胆的改革。大部分南美国家依赖于西方债权人，这些国家的政府只能寄望於世界银行或其他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由於汇率不稳，需求波动，政局动?，因而外国在上述国家的投资极少。对南美国家来说，出路并不多，其中之一是，将食品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国。东南亚“四小龙”——泰国、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也不能否认中国在亚洲经济中的领头羊地位。泰国前总理他信（Thaksin Shinawarta）说道：“我以前曾经做过企业家，我知道一个较大规模的中型企业同样可以和国际跨国公司共存。”甚至日本也已无法摆脱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日本的问题在於物价过高，人口密度过大，同时体制过於僵化。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陷入停滞，改革措施乏力。日本企业为求生存，不得不将生产转移到成本低廉的中国。东欧国家尽管与德国相邻，但也无法与中国的市场与成本优势相比。著名企业谘询公司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产品质量优於东欧产品，性能更稳定。据专家分析，其原因在於中国产品的生产规模大，企业竞争激烈。这一调查结果令罗兰．贝格公司的谘询人员自己也颇感意外：“我们的预测与结果刚好相反。”尽管中国和东欧国家都面临国营企业经营不善以及金融体制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对德国企业来说，在可预见的时间之内，选择中国仍是下策中的上策。西门子前总裁冯必乐说过，“到中国去会有风险，不去中国，风险更大”，这一观点代表了当今世界经济界公认的信条。

由於拥有上述千载难逢的经济优势，中国政府可以自行制定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以此获取自身无力研发的技术。在与中国人的合作中，德国人渐渐意识到，德国的优势正在消失。中国经济的决策者发明了一套独有的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后宫经济”：作为竞争对手的几家外国企业被迫与同一家中国企业分别成立合资公司，为博得中方合作夥伴的青睐，出现了外国企业之间争风吃醋的场面??一如在皇帝面前争宠的后宫妃嫔一样。一些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行业，如汽车、钢铁或是化工，都不得不遵从这一规则。例如汽车工业的两大竞争对手??德国大众汽车与美国通用汽车分别与上海汽车工业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上汽因此可以利用两家外国公司的竞争，在技术转让、投资额和市场份额等方面坐收渔利。其他行业的情况亦然如此，吃亏的总是外方。他们为巩固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不得不在中国合作夥伴面前努力作出最佳表现。因此，人们无法指望外国公司的总裁们用一个声音对中国讲话，就连德国企业往往也是各行其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使西方的竞争资本主义领教了恐惧的滋味。假如马克思在世，想必也会对此惊讶不已。

以相同的方式，中国领导人使世界大国的领导人同样陷入窘境。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每次访华都为德国经济卖力宣传，力图说服中国将订单和经营许可交给德国企业，而不要交给法国和英国公司。他的后任默克尔同样也要努力为德国企业争取订单。这种做法进一步加速了德国经济向国外转移的进程，导致国内大规模裁员以及税收下降。在这场游戏中，赢家永远是中国。但是默克尔总理与施罗德对华政策的重点有所不同，她对价值的重视往往超过了企业订单。

埃根哈德．菲茨（Eginhard Vietz）是来自汉诺威的一位企业家，他所经营的菲茨公司为世界各地提供修建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专用设备。在中国，菲茨公司的专利技术遭遇严重剽窃。为继续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菲茨期待德国政府出面，为维护德国公司权益提供支持。菲茨说，“上周我和我们的一家客户——中石油的一家下属企业——进行了谈判，中石油是中国三大石油企业之一。几年前，他们从我们公司购买了价值38亿欧元的设备，现在他们需要订购一些相关的配件。在谈判过程中，他们提到奥运会问题，他们说，他们对默克尔总理拒绝出席开幕式感到很气愤。另外他们还透露，他们得到上级指示，尽量不要和德国人做生意，最好是找法国人和美国人。所以，我们最终丢掉了这笔生意。”菲茨说，他相信受影响的肯定不止他的企业一家，而是涉及很多德国企业。

中国可谓占尽天时地利，既有抵御全球化风险的“防护墙”，又有对未来市场的垄断地位，既可以尽享全球化的好处，又可以免受它的危害。凭藉“后宫经济”机制，中国成功驯服了国际企业。相比之下，我们德国人在全球化面前则显得无所适从。

稳定的中国，不稳定的美国

中国稳定的总体经济环境甚至也包括管理混乱的银行体系在内，尽管政府的一系列努力虽未给其带来明显起色，然而它对中国稳定所造成的影响远不如媒体报导的那样严重。尽管由於中国国有银行常常向一些没有还贷能力的国营企业提供贷款，而可以更有效利用贷款的私营企业却得不到贷款，使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无法得以充分发挥，但是不要忘记，西方国家实际上积累了数额更大的“坏帐”，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多是出於避免社会问题的考虑，用以挽救濒危企业，乃至整个行业。据官方统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累积的坏帐数额高达2000亿美元。这些坏帐并没有作为政府补贴结算，而是在国有银行的帐目中周转。假设这一统计是经过美化的数字，而实际数额高出两倍，那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30年来的坏帐总额大约是4000亿美元。但是我们回头看一下，德国铁路（DB）从1993年至2003年十年间的运营费用一半是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的，相比之下，中国坏帐的数额并不算高，何况目前德国铁路已经积累了多年的债务，目前尚有180亿欧元需要偿还。中国前铁道部长傅志寰不无自豪地表示，中国铁路的运营大体可以做到以收抵支。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统计，德国每年的财政补贴超过1400亿欧元。按这一数字计算，德国不到3年积累的“坏帐”即与中国四分之一世纪的坏帐持平。中国的坏帐总额大致相当於欧盟4年间用於农业的补贴之和。当我们批评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濒危国营企业纯属徒劳时，我们应当首先审视自己，以便对中国的形势作出正确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如果仅从收支统计来看，或许已经达到破产的程度，而实际上，这些银行却是资金充盈，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人均收入的40%。中国的资金来源远未枯竭。另外，中国股票市场方兴未艾，在海外上市的国营企业还只占很小一部分。2007年，中国有126家企业在海外挂牌上市，总市值为435亿美元。一年前，海外上市的企业只有59家，市值210亿美元。中国四大银行相继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底股票市值达到175亿欧元，此后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房地产泡沫同样不会给中国经济造成太大的威胁，大多数私人购房都是用於自己居住，中短期内不会出售，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对他们的影响极为有限。

怀疑论者也许认为，上述观点把中国描绘得过於稳定，以至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担心中国在以一些虚假的数字蒙骗世界。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中国政府自我粉饰的能力绝不逊於任何国家的政府。但是只要粗略计算一下便可看出，中国的成就绝不会是虚幻的舞台布景。在财政问题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转模式与一个家庭并无二致。正如家庭难以向银行隐瞒自己的债务一样，国家同样无法向国际金融界隐瞒其真实财政状况。其公布的外债数额就像德国个人借贷信用登记中的资讯一样真实可信。当然，政府还有另外一个获得资金的手段：印制钞票。但这将导致货币贬值和日常消费品价格的迅速上涨，通货膨胀一旦出现，则完全无法隐瞒。尽管面临经济过热，但中国2007年的通胀率只有4.8%，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算高，而经济增长率则超过11%。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国货币的汇率通过货币篮子与美元挂钩，当汇率牌价高出货币的实际价值时，黑市便会出现，任何政府对黑市往往都束手无策。然而中国并不存在严重的黑市问题。2004年底，在私下外汇交易中，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比银行外汇牌价仅高出不到0.3元。只要外债、通货膨胀和黑市没有发展到失控的程度，在目前的总体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便不会有经济危机之虞。相反，如果上述因素中有某一项失控，便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中国近代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中国经济已安然度过了多次重大危机的考验，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曾使美国、日本和欧洲市场同时崩盘的“世纪性崩溃”。

然而恰恰是那些有着在中国多年生活和工作经验的德国企业管理者，从直觉上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却感到怀疑。他们从办公室、车间里和谈判中深切体会到中国日常管理的混乱。他们报怨中国人目光短浅，缺乏责任感，漠视质量标准，随意改变生产流程。既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国经济为何又能取得成功呢？根本原因在於它的总体环境。只要大环境有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便无大碍。同样使这些德国经理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无论是大众，还是西门子或者安联，与这些德国企业合作的中方企业，尽管很多部门效率低下，不思进取，工作毫无章法，但每到年终结算时，整个企业却依然赢利。

[ 本帖最后由 laoyeche 于 2009-5-8 23:2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