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生如残月》（二）进入福利院

中用脑瘫之友

2、进入福利院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我进入了人生的第九个年头，那是一九六六年。就在这年的春夏之交，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时间整个城市都躁动起来了，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街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重复着充满火药味的宣传。紧接着学校也停了课，那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穿上绿军装，带上红袖标，成了红卫兵小将。他们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到大街上去破四旧，手持剪刀去剪老太太的发纂，查抄焚烧所谓封资修的各种物品，砸毁各种各样的旧式牌匾，跑到寺院里去推倒一尊尊泥胎塑像，闹得不可收拾。随后各个单位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满大街都是戴红袖标的人，眼见着一场大火蔓延开来。


    那时我的姥爷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症的苗头，但他是个十分敏感的人，造反运动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预料到自己恐怕难逃此劫。而我姥姥那时也患了严重的高血压，严重时高压竞达到230，低压也到120。鉴于这种情况，姥姥照顾我就十分困难了，不得不和我母亲商议我的去向。偏偏那时我的父亲被派去山西搞四清不在京，而母亲在工厂上班总是三班倒，还得照顾上学的哥哥和只有几岁的弟弟，实在无法料理我。最终他们想出一条路一把我送到社会福利院。于是我的母亲就联系了当时的社会救济总院，把我送到了那里。从此我便成了社会救济院里一名自费的小休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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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文革对福利院的冲击
    当时的社会救济总院，坐落在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社会路。那是一个旧式的大宅院，在我的记忆里，有前后两进很大的四合院，四面都是前出廊子的那种房子，房间都很高大宽敞，尤其是夏天格外凉爽。我住的前院，院子里栽了几大架葡萄，还有几棵枣树，环境特别幽静，离月坛公园特别近，在院子里就能看见月坛的参天古柏苍松。

    尽管环境不错，一下子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于是我又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又哭又闹。院里的护理员阿姨都说：这个小丫头真娇气，动不动就哭。可任我怎么哭闹，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个院子了。一切都不会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按规定我应该被安排在儿童区，但由于我的个子较大，儿童区的小床搁不下我，就只好把我安排在成人区。一间大屋子里连我在内一共住六个人，除我以外，还有一位三十来岁也是下肢瘫痪的阿姨，其余四个都是十几岁的智障女孩。从此，我成了这个由孤残儿童和成年孤残人组成的大家庭中的一员。

    刚一开始，我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除了哭鼻子外，就是谁也不理。幸亏那时姥姥还天天晚上去看我，总给我带点好吃的，给我洗洗涮涮。那时的姥姥总穿一件得体的黑色长旗袍，头发总盘成一个大大的发髻，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风姿。她一走进那个四合院就显得特别惹眼，人们背后都嘀嘀咕咕地说：这老太太，肯定不是出自寻常百姓家。我也为姥姥而骄傲自豪。所以，那段日子，我每天都眼巴巴地盼着夜幕快快降临，那时我就可以见到姥姥了，有姥姥在我的身边，我就感到特别踏实。

    当时的救济院长瞿宁华，是革命烈士瞿秋白先生的亲侄女。在我的印象里，瞿院长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一副典型的淑女形象。她待人接物总是那样和蔼可亲，与人交谈时语气总是那么柔和，给人一种很强的亲和力。她的工作作风十分严谨，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院里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她每天都要亲自查看病房，对于每个休养员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例如，每当我哭闹时，她总像一位慈祥的妈妈在旁边哄我逗我：“呦!多大的姑娘了，还总哭鼻子，羞不羞啊?”每次总得哄得我破涕为笑方才罢休。我因随我的母亲是回民，有一次，一位负责我的护理员，明知我是回民，开饭时嫌麻烦没去打回民饭，就拿普通饭喂给我吃。因我一向都是吃回民饭的，吃了普通饭的荤腥味后有点反胃。瞿院长知道了以后，就严肃地批评那位护理员对工作不负责任。总之，她对工作是兢兢业业。此外，还有一位姓马的副院长，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胖老头，他平常总爱拄一根文明棍，有点绅士派头。救济院在他们的管理下一切都井井有条，这与外面大街小巷里如火如荼的造反运动相比，暂时还似乎是一片清净的乐土。

    可惜好景不长，还没等我完全适应救济院的环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烧进了这个宁静的大宅院。院里也成立了所谓革命造反派组织。造反派夺了院里的权，外面无孔不入的红卫兵也杀了进来，都是些十几岁稚气未脱的中学生，人人穿着绿军装，腰里扎着武装带，走路带着一阵风，说话像放机关枪。很快，五颜六色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糊满了院墙，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都扣在了院长和副院长的头上。紧接着瞿院长和马副院长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当着全院职工和全体病员批斗。批斗时造反派想出各种办法折磨两位院长，除了“坐喷气式”，还一把一把地往下揪瞿院长的头发。我记得，文静的瞿院长低着头，紧闭着双唇一声不吭。更可恶的是造反派竞夺下马副院长的文明棍，用尖头去捅马副院长那凸起的肚子，说里边藏的都是封资修的黑货。后来觉得捅不解气了，就抡圆了棍子抽打起来，马副院长后来竞被打倒在地动弹不了，那情景真是太惨了。他们不单批斗院长，而且大叫要在全院职工中深挖深查，绝不放过一个牛鬼蛇神、一个阶级敌人。为此，造反派们不断制造紧张空气，救济院像面临一场白色恐怖。

    一天，一群造反派的红卫兵手里拎着皮带，拿着棍子逐个房间搜查起来。当他们闯进我所在的房间时，看见他们那凶神恶煞般的样子，我吓得龟缩到了墙角里，一动也不敢动。其他的病友也吓得大气不敢出。只见那些红卫兵，那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都变得扭曲了。他们先是逐个审视每个人一番，然后就搜查了起来，小橱柜里，桌子底下，连床底下也要拿棍子捅一气，那样子就好像是在搜捕什么通缉要犯，可把个救济院搅了个天翻地覆。当时我真不明白，他们小小的年纪一个个为什么都那么凶?造反派们还真没白折腾，在休养员中查出来一个在日伪时期当过伪警察的老头儿，这下子老头儿倒霉了。造反派们也更有事干了，几乎每天都要把老头儿拉出来折磨一番。这帮大孩子们想出各种招数整治老头儿，一帮造反派站成一圈，他们把老头儿围在中间，车轮战似地拿皮带抽打着老头儿，抽得老头儿满地打滚，皮开肉绽。有时还把老头儿拉出来在毒辣辣的太阳下晒着，晒得老头儿趴在地上直叫妈，几次差点晕死过去。这个老头儿经过九死一生，最后还是被遣送回原籍了。他的女儿，月坛中学的一位教师，受其牵连，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一横心跳进了护城河，抛下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走了。


    后来，竟然把郁叔叔也给揪了出来。郁叔叔是救济院的老休养员了，其实他当时也就是二十几岁的年纪，他可是在休养员中最受欢迎的人，我也特别喜欢他，我们都称他为郁叔叔。高中毕业生，因患风湿性关节炎，造成四肢关节严重变形，瘫痪在床，他被送到救济院休养。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亲人，反正一直没有人来看望他。可是他性格特别随和，十分有人缘，他经常坐着一辆笨重的旧轮椅，一位姓常的老休养员推着他在院子里晒太阳，或到各屋去串门，到哪儿人们都喜欢围着他。因为他很爱讲故事，古今中外无所不知，而且口才好，讲起来语言特别生动形象，可以说是出口成章，是大家公认的才子。他的文笔也特别好，爱好文学创作，当时他正在创作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他还常把自己构思出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讲给大家听。他讲的人物各个都活灵活现，故事情节也都很生动，仿佛把大家带进了那硝烟弥漫炮火横飞的战场。据说，他已写出了厚厚的一叠手稿。要知道，那可是他用皮筋将笔绑在关节变形无法张开的手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心血在纸上抠出来的。后来被造反派发现了，竞给他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大帽子，揪出来批斗。说起他被揪出来批斗那次，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真是荒唐透顶，令人发指。郁叔叔因为下肢严重畸形，双腿蜷缩在胸前伸展不开，根本无法穿裤子，平常外出就是用块床单或被子一裹；不外出时就靠在床头上裹着被子，以蜷缩的腿当桌子，垫着一个大纸夹子写他的小说。那天，造反派们冲进屋来，命令他穿上衣服下床。郁叔叔望着这群凶神恶煞般的小造反派，知道自己劫难临头了。但是他很冷静地回敬道：“我也没法穿衣服，也下不了床，你们看着办吧。”造反派头头狞笑一声：“怎么着，想拿死猪不怕烫的伎俩对抗革命行动?妄想!”随即又一挥手吼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你。”说完几个造反派-一拥而上，每人扯住床单一个角，用床单子将缩在床头上的郁叔叔一兜就抬了起来，抬出屋去扔到了屋外的葡萄架底下，原本裹在身上的床单也滚落了。郁叔叔就这么赤裸着下身蜷缩在那里。是愤怒，还是羞辱?郁叔叔的脸都扭曲了，那简直是对人格的野蛮践踏!可是郁叔叔始终咬着牙一声也不吭。一位姓赵的护理员阿姨见状，连忙过来用床单一角盖住了他赤裸的下身。后来造反派又将郁叔叔兜到礼堂去了，在那里召开了批斗大会，还当着他的面，把他呕心沥血的手稿烧了个一干二净，最后关到重病房里没人理了。郁叔叔的身心受到了致命的摧残，最后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死在重病房里。那个疯狂的年代就这么无情地扼杀了一位才子。

    我不明白，造反派为什么这么凶狠?连一个一息尚存的残缺生命都不放过。要不然郁叔叔的小说一定早已问世，他也可能成为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写出更优秀的作品来。多少年来我一直忘不了他的样子，眼前时常浮现出他绘声绘色讲故事的情景，尤其他在葡萄架下受辱那一幕深深地烙在了我脑海里，总也抹不掉。至今想起他来，不免还会潸然泪下，痛惜不已。瞿院长和马副院长被批斗了几次后，就不知道了去向，大约是被关了起来。

    救济院被造反派掌管了大权，可他们只顾革命，院里的秩序很快就变得杂乱无章一团糟。职工上班只顾去参加各种批斗会，写大字报，哪里还顾得上照顾病员!休养员们被迫无奈，只得互助起来。大的照顾小的，能动的照顾不能动的。我们的伙食也变得越来越差，后来干脆变成了大锅熬菜。好在，那时姥姥每天晚上都能来看看我，给我做些事情，送些我爱吃的饭菜。所以，我还没受什么大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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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变

    事实很快就证实了我姥爷的预感，在我进入救济院后不久，就听说外面有人被抄了家，有人被遣送回乡了。两个月以后。我的姥姥、姥爷就被造反派们揪了出来，挨了批斗还挨了揍，最后，家也被抄了，房子也被查封了。姥姥被遣送回了原籍，姥爷不知被造反派们抓到哪儿去了，始终再也没回来，至今都不知尸骨落于何方。随后，我的父亲，一个十几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的红小鬼，也受到了冲击，后来和许许多多同事一样，被送进了五七干校。临去干校之前，他到院里看了我一次。我记得，那次爸爸穿着一身开了花的破棉衣，我心里好惊讶，爸爸怎么变得这样惨!爸爸见了我，也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愁容满面地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情十分沉重，也不知他是在为自己的处境而焦虑，还是为我未来的命运而担忧。爸爸在我的床头前留下了一地烟头，走了。从此有好几年没能见到他。那段日子里，我真有点掉进了万丈深渊的感觉，见不到姥姥，爸爸也走了，家里只剩下了年轻的妈妈和哥哥及一个淘气的弟弟。


    也就从那个时候起，看望我的担子就落在我哥哥的肩上，隔几天，妈妈就打发他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或星期天来看望我一次。来的时候夹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是几件给我洗过的衣裳，或是一些吃的。到了我那儿，哥哥把干净衣服放到小床头柜里，把吃的放到抽屉里，再把我换下来的脏衣服叠好、包好，准备带走。然后就在那儿一坐，一言不语地看着我。他还是那么少言寡语，我问他话，问一句他嗯一声。有病友或护理员跟他打招呼：“又来看你妹妹来啦?"他也只是嗯一声拉倒。又问：“你妈怎么没来呀?"“上班呢!"除此就再没有别的话了，尽管如此，有哥哥在我身旁，我就觉得不孤单了，有了点主心骨。


    除了哥哥，那时我年轻的大舅，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工厂，先是做技术员，后因家庭的原因，就被派到供销科跑采购去了。大舅是一个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人，这下，他倒有了时间上的自由，所以，他经常能到院里看看我，一来就把我抱到他的腿上，亲热地问这问那，还一个劲地往我嘴里填吃的，什么香蕉，萨其玛等。见到大舅，时常会使我想起姥姥，于是我总向大舅打听姥姥的情况，问姥姥哪儿去了。每次大舅都是面露难色地哄我：“姥姥回老家去了，离得太远了，来不了。"我仍不罢休地问：  “姥姥什么时候回来呀?"大舅总是含糊其词地支应一句：“等着吧。”在我的心里总怀着一种企盼，企盼着有一天姥姥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可是，这种企盼却是渺茫的。


    后来大舅也结婚了，婚后和我新婚的大舅妈来看过我两次，这以后就来得少了。哥哥倒是一成不变地隔几天来一次，那时年少的哥哥，脖子上挂着门钥匙，除到我这儿来以外，还肩负着照顾小弟弟、给他做午饭的责任。而我那小弟弟则淘气得出奇，和我那老实的哥哥相比，似乎不是一奶同胞。他整天登梯子爬高，到处乱跑，家里的东西什么都敢拆，例如，小闹钟，半导体等，拆了又给装上。不过在这方面倒显露了他的天分。那时妈妈所在的新华印刷厂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树立的六厂二校革命典型之一，不光运动抓得十分紧，还承担着印制革命宣传品的任务，生产也很忙，职工总是三班倒，所以照顾弟弟的很多事儿，就交给了哥哥。也许这就是那个年龄段的人在特定时期养成的优点，从小就学会了谦让与呵护，分忧与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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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适应福利院的生活并有了伙伴


    尽管救济院里的工作还是那样杂乱无章，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也就慢慢地适应了。有几位护理员阿姨对我特别好，尤其是马玉芳阿姨，虽然我叫她阿姨，实际她只比我大十来岁，当时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人长得很漂亮又很大方，而且能歌善舞，说话的声音特别好听，就像百灵鸟叫一样，再加上心地也特别善良，她对每个休养员都是那么好，所以休养员们都特别喜欢她。假如有一天院里没有看见她的影子，有人就会禁不住悄悄地打听：“今天怎么没有看见小马呀?’’可以说，小马阿姨就是休养员们心中的快乐天使。另外，还有一位姓江的阿姨，特像一位慈祥的妈妈，每次护理时都特别耐心，就拿给我穿衣服来说吧，由于我的四肢僵硬不听使唤，所以特别不好穿，而江阿姨却从来没不耐烦过。


    由于我住的成人病区八号病房里都是成年人和智残人，就我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特别孤单，后来是小马阿姨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她就和江阿姨她们商量，然后一同向领导反映，请求给我调换房间。后来领导同意把我调到七号病房去。七号病房内住着一个大我两岁的女孩，人们都叫她灵子，我搬过来以后，她终于遇到了一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她的家本在京郊农村，据她说，她小时候淘气得像个男孩子，下河摸鱼，上树掏雀，没有不敢干的。也许正是从小受到大自然的陶冶，赋予了她许多灵性和胆识；可也正是因为胆大淘气却又给自己招来了祸端，在她七岁的时候，和几个淘气的小伙伴，偷偷地跑到离家不远的一个靶场旁边去看解放军打靶。忽然飞来横祸，一颗被打偏了的子弹不偏不倚恰巧击中了她的腰椎，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造成了高位截瘫，军队只得把她送到救济院，由民政部门给养了起来。我们俩很快就熟悉了，她来自农村，身上还带着一种农村孩子的野性。她说她四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在她上边还有好几个哥哥姐姐，母亲带着一大帮孩子，还得下地干活，根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工夫去管她，所以她就整天和一帮孩子到处野跑。本来妈妈给她买好了书包，秋天就要上学了，谁想到夏天就出事了，上学的事就成了泡影。我们俩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因为她比我大两岁，所以从此后我就叫她灵姐。灵姐给我讲了许多农村的趣事，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更别说见过了。


    灵姐给我最初的印象，很活泼，爱说爱笑还很爱唱歌。她的手还很灵巧，十多岁的她就和同屋的病友学织毛活，没用三天两早晨她就学会了织袜子、手套等小玩意，而且很快织毛衣也入了门。不过她没有长性，干什么事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纯粹就是三分钟的热乎气。经常是清晨起床后，护理员阿姨就把我抱到她的床上去，让我们俩一起玩。这时她的热情劲上来了，也常帮我梳梳头，扎个小辫。有时候护理员阿姨忙不过来，她就给我喂喂饭。不过，有时候我们也打架，她生性爱闹，经常招我。比如，她恶作剧般地学我说话的声调和样子，或是模仿我手的动作。一向很爱面子的我就很生气，就跟她嚷嚷，我越嚷嚷她越学，有时候就把我气哭了，我就撅着嘴不理她了。她见事不妙，就又赶紧哄我，还拿手绢给我擦鼻涕抹眼泪，摇身她又变成了一位懂事的姐姐，最终还是以我破涕为笑收场。我们就是在这玩玩闹闹中相处着，打发着一天又一天的时光。也就是在这一天一天相处中，默默地积淀着我们之间的姐妹情谊。


    那时我们住在北房里，与我们相对的南房里住的是男病友，大都是叔叔辈的成年人。初次见面时他们都会关切地问问我：叫什么?多大了?有什么病啊?我记得，有一位张叔叔和一位崔叔叔，俩人特别爱和我打招呼。他们都是因公负伤在这儿休养的，而且俩人形象都特别鲜明：张叔叔特别胖，像尊笑弥勒，爱说爱笑；崔叔叔特别瘦，比较严肃，不过也很爱说话。此外还有一位男病友，当时也就二十多岁，也是位下肢瘫痪的病人，人生得很干瘦，面孔黝黑，不过相貌倒不算难看，每天总是坐着辆破手摇车在院子里转悠，或到处去串门儿，嘴特贫，跟谁都逗。那时，还是瞿院长在时立下的规矩，休养员们每天都要到户外晒晒太阳。瞿院长不在了，这个规矩依然坚持了下来。所以护理员阿姨常把我抱到院子里晒太阳。那位男病友第一次看见我就用很生硬的口气冲我发问：“嘿!新来的?”我觉着他这语气很讨厌，就把眼睛翻了翻没吭声。他就又说：“嘿!跟你说话哪!怎么不理人呀?"我照旧不理他。他也不生气，只是说了句：“这小丫头片子架子还挺大。”可是等他再见到我时还是用那样的口气问，我依然不理他。有一天他忽然换了一种口气问我：“嘿!新来的，我问问你，天天晚上来的那个穿黑旗袍的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啊?”我仍然不理他。他大概也觉着讨了个没趣儿，扭头走开了。以后虽然经常见面，但我总不爱理他，我觉着他有点神经兮兮的，后来我从灵姐嘴里知道他叫汪军，也是这里的老住户了。